Tuesday, February 24, 2015

【2015奧斯卡小記】鳥人與年少時代

奧斯卡結束後,看到一些評論者為Richard Linklater的《年少時代》(Boyhood)抱屈。

我對《鳥人》(Birdman)抱走最佳影片倒沒有這麼大的怨念(因為真的拍得很好),但我今年的最愛確實是《年少時代》。(第二名是《進擊的鼓手》(Whiplash),第三名應該是有入圍金球但沒入圍奧斯卡的《驕傲大聯盟》(Pride)。)

我對《年少時代》充滿愛是因為,我覺得那是一部無比溫柔的電影,如論者所言,這部電影講出了媒體、時間和人之間的三角關係。《年少時代》又是一部很「日常」的電影,日常到每個觀者都可以在觀影的過程中,在那些好像甚麼事情都沒發生的每一天裡,看見自己長大的影子。(例如電影中最催我淚的一幕其實是姊弟兩人玩耍的情景,因為我當下就想到了自己小時候還會跟弟弟玩的時光。)我覺得《年少》贏了英國奧斯卡BAFTA時,小男主角的感言講得非常好,《年少時代》提醒了我們「我們看似平凡、毫無戲劇性的人生,其實比我們想像的更要刺激一點。」《年少時代》是這樣一部樸實的電影。

                       (男主角的致詞從1分20秒開始)

《年少時代》對我來說,講出了成長是一件多麼充滿風險卻又美好的事情。即使你的母親可能哭著對你說,她以為人生還有更多;即使你的父親,可能從浪蕩的搖滾樂手變成了一個開SUV的普通居家男人,但等到輪到你開著車踏上那條路時,你還是會充滿期待,你還是會覺得,這個世界是你的oyster,覺得自己可以做任何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還是會覺得自己無比強大又無比脆弱。就算前人給你看了再多的坎坷和失敗,你還是會這麼相信著。希望和樂觀,是殘酷的人生給人們最慈悲的禮物啊。


Photo Credit: Global Panorama

有人說《年少時代》「唯一」的特色就是花了12年來拍這件事情,但我覺得這句話實在是太輕描淡寫「花了12年」這件事情了。先不提導演和演員的決心與願意承擔的風險,我覺得判斷「苦勞」能不能被當成「功勞」的標準是,這個苦勞究竟有沒有為電影的內容加分,在《年少》的例子裡,我覺得是有的。小男孩從六歲到十八歲的這十二年中,我們可以看見他的神情、舉止和小動作變得如何豐富,從六歲的天真模樣,到逐漸發展出個人獨特的表情,到長出帶有淡淡憂鬱的眼神。藉由電影,我們可以看店十二年的時光,是怎樣的悄悄地改變了一個人,當我們將這十二年濃縮成一部兩個小時的電影,我們驚訝地發現,時光,是多麼奇妙的東西。

《年少時代》一方面以時光為主題,以人為實驗體,另一方面又以成長為主題,以時光當作鏡頭,交織出了這樣一個看似甚麼都沒有發生,卻又甚麼都發生的故事。


但我並不認為《鳥人》稱不上實至名歸,我覺得鳥人談的並不只是一個中年演員的自我認同危機,而是每一個人在這個數位時代裡,在這短短的生命裡,如何讓自己留下痕跡的故事,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如何解讀自己的意義,如何讓自己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裡,留下記憶。《鳥人》談得也是,在如此劇烈感知的年代下,在資訊爆炸,在每個人每天都被迫打開身體所有感官,以免自己落入「不重要」的那群的情況裡,能夠不感受、不看破的機會,那是如《鳥人》的副標題所提,「無知的意外美德」(The Unexpected Virtue of Ignorance)。

人生的前台與後台,有時候並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區分。偶爾前台的東西演久了到後台都還以為是真的,或是後台的傷變成前台的養分,有時候決定前台還是後台的可能根本不是觀眾而是自己吧。在所有的前台後台真真假假自我與他人評價之間,充滿衝突與掙扎。再一次地,我們多希望自己有著無知的能力。



《鳥人》的獲勝,我個人的解讀是奧斯卡對於「炫技」本身的著迷。頂著個「學院」的身分,奧斯卡雖然有時候會不自主地走上政治正確的道路,但每隔幾年,還是可以看見他們對於電影技巧的追求。我並不認為《鳥人》只有技術沒有內容(畢竟《鳥人》的劇本也是極為精巧細緻,戲中戲的安排更是讓每個演員都發揮到了極致),但我以為《鳥人》在拍攝技巧上的華麗確實是其打敗《年少時代》,獲得最佳影片的原因。

今年《鳥人》和《年少時代》的對抗,有點讓我想起至今仍讓我念念不忘懷恨在心的2011年《雨果》和《大藝術家》的對比(雖然影評之間不少認為那年最應該得獎的是The Tree of Life)。那年《大藝術家》對我來說也是個「炫技」的呈現,在拍攝的手法上華麗,加上內容的黑色幽默,諷刺了我們所在的時代。另一方面,《雨果》對我來說卻是一部溫柔得多的電影,馬丁史柯西斯讓3D技術從「目的」變成了「工具」,用3D技術帶我們看見電影於人的意義,帶我們回想,我們第一次愛上電影時的種種美好。



就我個人口味而言,我喜歡《雨果》勝過於《大藝術家》許多,大概也是同樣的原因,讓我雖然敬佩《鳥人》,卻愛著《年少時代》。


【舊文重貼】半生緣

今天上午讀完半生緣,覺得很傷感。傷感的倒不是顧曼楨命運多舛,或是造化弄人而沈世均和顧曼楨終究有緣無分(到了這個年紀我已經開始覺得有情的人卻沒有在一起是一件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而是約從書的一半開始,大多數的讀者大概一心一意就是期待著兩個人的重逢,結果等了大半本書的事情,最後真的發生了,卻也就是這麼淡這麼淡的一個場景。一個平凡的下午,普通的館子,簡短的對話。就跟人生很多事情一樣,期待的這麼久,其實最後也不過就是如此。轟轟烈烈的,都只在自己的心裡而已。

三十歲這種半大不小的年紀,遇過的分離總是比重逢多一點,以前覺得分離是一件很難過的事情,今天才領悟,其實重逢才是真正的淒涼。分離不見的時候,還有想像和作夢的空間,還有因應重逢的場景而生的想望與期待,可以去揣測和描繪,等我們再相見的時候會有甚麼改變,可以說些甚麼,所有的浪漫和激動都是有可能的。等到真正重逢的時候,所有的模擬都得成真實,發現一切終究只能如此而已,回不去,也沒有甚麼路可以前進。

分離或許是一時的,重逢卻是真正的永別了。

Sunday, February 22, 2015

【翻譯】同志社群的迷思(The Myth of Gay Community)

這篇評論刊登於1月30日的"The Atlantic",在婚姻平權成為近年同志運動的主軸以來,在台灣類似的討論也沒少過,因此把這篇文章翻譯出來,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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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The Myth of Gay Community
作者:Evan Beck
日期:2015/01/30
特別感謝:幫忙校稿的那那


去年大學畢業前幾個月的一個春日,我和一個朋友出去吃pizza,我們討論了一些典型的大四生話題-春假、論文等等,不過散落在這些話題之中,我們也不免俗地談到了,在大學校園當一個男同志的經歷。

我的朋友說了一句話讓我久久不忘:他覺得自己很快地就和其他男同志產生連結感,因為「我們在中學的時候都經歷過類似的地獄生活。」我同意這個情感連結,然而我卻直到畢業之後才理解到,同志社群中的身分和需求是多麼的多樣,多樣到我不太確定「社群」(community)這個字是適當或正確的。

Photo Credit: Marcos de Madariaga

歷史傾向去美化被認可的文化主軸,對同志身分來說也是如此。在他的書「同志紐約」中,耶魯大學教授喬志強西(George Chauncey)駁斥了一般認為同志文化是從1969年的石牆事件中無中生有的迷思,然而這所謂的同志文化和同志社群的「起點」對於今日美國的LGBT來說卻被視為一個跳板。在這個「解放」後,隨著同志運動工作者因為愛滋病而團結,一股更強大的憤怒因應而生,催生了如「男同志健康危機」(Gay Men’s Health Crisis, GMHC)和「愛滋解放力量聯盟」(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 ACT UP)等組織。在愛滋的成因和影響還不為人所知的當時,這個疾病往往和同志身分緊緊相連,被視為是同志專屬的免疫缺乏症候群。

自第一個愛滋案例促使同志社群的團結至今已經超過三十年,我們也來到了同志權益的最終防線:與主流文化同化的能力、法律上的平等、結婚的權利。但是當男女同志紛紛獲得法律上的平等之時,某些同志卻仍然面對一些和主流社群的利益與需求不一致的社會挑戰。九年前,安德魯蘇利文(Andrew Sullivan)在他的文章《同志文化的終結》(The End of Gay Culture)中就已經預示了同志社群身分的瓦解。他寫到,「同志文化一詞的涵義會不斷擴張,到最後變得如此多元,以至於『身為同志』(gayness)一詞不再能夠訴說一個人的特質。」各種提倡同志社群應該在婚姻平權之外重新檢視和跨大其方向的討論縱然立意良好,卻必須建立在一個有志一同的的同志社群上。今日,「社群」一詞已經超越字面上的意思,創造了一個解讀同志們的過時前提;同志們的不同如此之多往往代表著他們之間唯一的共同之處就是身為性少數。然而這個連結並不足以用來定義這個內部利益和需求並非永遠一致的社群。

在婚姻平權以外,同志個體面對的重大議題是由多重的壓迫構成的。這個概念承認了,不同性向、性別、種族和經濟地位的個人在每日和權力與國家機器的對抗中,所可能面對的種種不正義之間的重疊。因為這個原因,並非每個同志社群裡的次群體都對這些重大議題有著相同的感受,而這些議題也不會被視為社群集體的問題。舉例來說,青年遊民並不是一個傳統上和同志社群相關的議題,但是在百分之五的青年自我認同為LGBT的同時,卻有百分之四十的遊民青年的自我認同是LGBT。對於同志兒童來說,家庭間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傳統讓出櫃可能是一個充滿愛與同理的經驗,卻也可能使兒童頓時失去支持和一個前一天還和諧的家庭。在這個對立的經驗中,我很幸運地屬於前者,並難以想像後者。將近一半的美國兒童無家可歸,並且視自己為性少數,而這樣的雙重弱勢讓他們在這個與聲稱將他們視為成員的社群相關的全國對話中失去了聲音。

影響社群中最弱勢成員的這些議題往往上不了頭條,原因包括:第一,它們缺少婚姻平權議題的系統性論述,婚姻平權議題目睹了社會觀感的改變、法庭的勝利和更重要的,一個明確的「截止日期」,也就是當全美五十州都承認同性婚姻的那天。本(一)月初,在佛羅里達州成為第37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州後,最高法院決定在春季會期針對同性婚姻進行討論。第二,目前在全國舞台上獲得進展的同志權益往往最有利於那些符合出身良好的、大學畢業的中上階層男同志文化的個人。對異性戀來說,最常使用婚姻制度的是高收入者,而這個趨勢可能延續到同志社群。最後,這些影響弱勢美國男同志的複雜掙扎並沒有一群具有共通經驗的組成者,LGBT青年的無家可歸是恐同家庭造成的,而特定族群的高愛滋感染率則和個人的社經地位以及種族有關。

相對於青年遊民和物質濫用,愛滋議題仍舊緊緊和同志身分相連。但愛滋對黑人男同志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這映照出兩個特別弱勢的社群的重疊:黑人社群中的愛滋感染率是白人男同志的八倍,而在都市地區中,這可能導致一個群體的健康的毀滅。在芝加哥,百分之三十五的黑人男同志中感染了愛滋,甚至有許多人可能感染卻不知情。事實上,芝加哥的黑人男同志的愛滋感染率高於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

Photo Credit: Bill Dickinson

愛滋問題在今天的美國並不如1980年代-一個我可以在書中讀到卻永遠無法完全理解的恐慌年代-時的緊急;今日,某些LGBT次群體仍舊必須面對著愛滋議題,但另一些群體卻選擇將愛滋視為與他們無關的話題,正如婚姻平權也並不能代表百萬名美國男同志的共同需求。自麻州承認同性婚姻的十年來,共有37州允許同性婚姻,而這個數字仍在不斷增加。與此同時,疾病管制署預測當我和我的2014年畢業班同學們五十歲時,和我同年的男同志們中將有一半以上的人感染愛滋。不論是遊民、健康或是婚姻,沒有任何一個議題能夠吸引所有同志的注意,但這些不同的身分和特殊的問題正說明了,面對這一群多樣化的個體,所謂的「同志社群」除了作為一個字面上的捷徑以外,並不是一個正確的稱呼。

這並不代表我或其他同志對於隸屬於這個性少數團體感到不耐,但「社群」一詞延續了一個單一的身分,而這個身分此刻卻離現實如此遙遠。這對於決定一個非LBGT如何看待同志,以及一個善良好意的朋友如何理解他的同志朋友的需求和利益,並且將這個理解投射在一個同質的「社群」上來說是很關鍵的。當人們-不論異同-認為他們對同性婚姻或是禁止就業歧視條款的支持能夠幫助所有的同志,幫助我們的「社群」時,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很明顯的,出櫃的蘋果執行長庫克或是其他和他一樣的白人男性,與芝加哥的黑人男同志之間並沒有太多相同之處,但是「社群」一詞和其代表的心態卻建立了一個有害於社群中弱勢者的單一少數身分。當婚姻平權成為律法,而許多富裕的、高教育的同志們的需求獲得滿足時,這個「社群」會逐漸茁壯,但某些個體們卻會持續受苦。屆時我們得問,「還有誰在乎?」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發言,而我的出櫃經驗是相對平和的;擁有家人朋友的支持以及大學文憑,我很清楚我的幸運和特權受惠於主流文化中對同志越來越進步的描述。我代表著許多人口中的同志社群,那個聲音可以被聽到、想要結婚的社群。但我並非這個社群的全部。